圖說：不同國家已落實的投資額占總投資需求的比例

來源：MPP

這個南亞國家擁有41個清潔工業項目，涵蓋綠色氨、氫氣生產和可持續航空燃料，但將項目公告轉化為運營設施面臨挑戰，目前只有2個項目（一個電解鋁，一個綠氫）運營中，3個項目（均為綠氫）獲得了FID。

印度在氣候轉型方面其實頗具雄心壯志。2021年COP26氣候峰會上，莫迪總理提出2070年碳中和目標。

在碳中和路徑規劃上，印度還設定了多個階段性目標，包括到2030年將非化石能源發電量提升至500吉瓦，50%的能源需求來自可再生能源，減少10億噸的總碳排放量，以及將經濟的碳強度降低45%。

國際能源署（IEA）數據顯示，為確保2070年的凈零目標順利實現，印度需要在2035年之前累計投資1.3萬億美元用于清潔能源。

然而，當印度正處于能源轉型的關鍵節點，預期中的清潔產業投資卻遲遲未能落實，理想與顯示之間存在巨大的投資“鴻溝”。土地征用難題、電網基礎設施滯后及政策頻繁變動導致融資成本高企，成了項目落地的“攔路虎”。

IEA的報告顯示，資本成本較高是遏制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投資的重要問題，印度尤其明顯。

智庫Ember Climate測算發現，印度清潔能源項目面臨全球最高的資本成本（CoC）之一，平均達10%。這一數字是北美或者歐洲的兩倍。

資本成本代表著投資資本密集型項目（例如建設太陽能光伏電站或風力發電場）所需的最低回報，與投資風險呈正相關。

也就是說，當一個項目資本成本越高，意味著項目風險越大。

而推高印度清潔能源項目資本成本的首要因素，就是因土地征用挑戰、電網連接問題和監管障礙導致的項目延誤。

印度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總是因各種因素而陷入延誤的泥潭。

印度中央電力局（CEA）的項目數據顯示，平均延誤時間為17個月，極端情況下甚至長達34個月，或直接被取消。

土地對于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建設至關重要。太陽能項目每兆瓦裝機需約2.5公頃土地，但印度的土地征用程序充滿變數。

盡管一些邦出臺了支持政策，但實際可供使用的專用土地依然有限。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印度土地立法權分散在中央與各邦之間，形成復雜的法律體系。

雖然"土地"歸屬邦政府管轄，但"財產征用"事項卻屬共同管轄范圍。這種權責交叉常引發兩級政府間的爭議，開發商不得不應對各邦迥異的征用法規。

實際操作中，土地征用預計耗時6-9個月，但在某些邦可能延長至18-24個月。非數字化的土地記錄、碎片化的地方法規以及缺乏統一政策，都使開發進程雪上加霜。

圖說：太陽能項目整體延期情況

來源：Ember

電網接入延遲是導致項目延期的又一原因。電網連接是項目啟動的先決條件，只有在具備足夠的變電站容量和上游輸電基礎設施的情況下才能實現。

而印度太陽能發電設施通常建在太陽能資源豐富的地區，例如拉賈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需要通過輸電網絡將電力輸送至消費中心。

雖然理論上網接入審批需4.5至13.5個月，但老化的基礎設施和輸電系統擴容難題常常導致更嚴重的延誤。

Ember Climate測算后發現，若考慮項目延誤和可再生能源調度問題帶來的風險溢價，資本成本可能再增加4%（400個基點）。

可再生能源項目往往需要巨額前期投入，而過高的資本成本（利率）會進一步推高融資成本（Financing Cost）和項目整體支出。

在太陽能光伏領域，融資成本已經占到了平準化電力成本（LCOE）的近50%，這意味著印度項目開發商在起跑線上就背負著沉重的財務負擔。

圖說：不同投資成本對可再生能源目標的影響

來源：Ember

除了項目延誤導致的高風險阻礙投資之外，印度清潔能源政策環境的頻繁變動與執行不力也是吸引投資的主要障礙。

近年來，為強化能源安全并降低對進口組件的依賴，印度政府陸續出臺多項本土化政策。

2022年，印度對進口光伏電池和組件分別加征25%和40%的基本關稅；2024年又推出《核準型號和制造商清單》（ALMM）制度，強制要求大型項目使用國產組件。

然而，本地化政策同時也導致了印度國內組件和電池成本的上漲，最終導致太陽能電價上漲。

據《印度時報》報道，隨著ALMM的實施，組件價格已上漲20%。此外，據Ember Climate估計，印度目前的電池制造成本比進口自中國的電池高出50%。

這種巨大價差使印度項目開發商陷入兩難——使用國產組件雖符合政策要求但損害項目經濟性，而申請進口豁免又面臨冗長審批和政策突變風險。

印度國內產能不足且成本高昂，本土產品的質量與成本競爭力仍遠落后于國際領先水平，導致ALMM政策不得不多次延期執行。

關稅結構和法規的頻繁修訂，加劇了項目成本的不可預測性。事實上，關稅政策的頻繁調整已造成電力購買協議（PPA）重新談判甚至項目流產的案例，嚴重影響了市場預期。

本土化進程還面臨質量管控挑戰。印度國內產能的快速擴張吸引了一些缺乏經驗的制造商。即使有國家認證計劃，這些產品也可能面臨潛在的質量問題。

RETC和Kiwa PVEL等知名國際光伏測試機構的報告顯示，只有Waaree、Emmvee和ReNew等少數幾家印度制造商接受過標準化組件測試。

更值得關注的是技術迭代滯后的問題。關稅可能導致先進技術組件被排除在印度市場之外，使太陽能項目無法獲得效率和成本優勢。

2024年全球光伏市場71.1%的份額屬于TOPCon先進電池技術，而印度新增產能中該技術僅占26%，仍以傳統單晶硅（59%）和多晶硅（9%）為主。當中國已大規模轉向n型TOPCon技術時，印度制造業仍主要依賴落后的p型技術。

在項目延期風險和政策搖擺的共同作用下，印度本土金融機構與外資的投資興趣偏弱，加劇了清潔能源項目的融資困境。

印度本土風險投資基金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愿投資清潔技術初創企業，理由是風險高、回報不易。

與輕資本的軟件驅動型初創企業不同，可再生能源或儲能等清潔技術解決方案需要大量投資。

“碳捕獲和電力運輸等領域的企業通常需要高達2500萬美元的資金。”可再生能源資產運營企業Blueleaf Energy的投資總Pratyush Thakur說道。

清潔技術公司通常無法滿足風險投資對快速回報的基本期望，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初創企業至少需要10到15年才能展現出盈利能力。

此外，由于其中許多技術尚未成熟，投資者有理由擔心“它們很容易在規模化或產生可觀回報之前就被替代方案或不斷變化的標準所淘汰”。

在強調估值和可擴展性的投資生態中，清潔技術項目的長周期特性尤為突出。技術迭代加速疊加政策不確定性，進一步放大了投資風險

而對于外國投資者而言，印度的法律和監管框架往往被視為不確定和風險，這使得他們對印度的清潔能源市場持謹慎態度。

Thakur認為，印度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發展停滯不前，原因就包括追求綠色能源設備制造的本地化，從而導致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壁壘使發電成本比最初的預測至少增加了50%。”塔庫爾表示。

業界認為，政策推動和確定性、全球合作以及消除貿易壁壘是推動該領域投資所需的一些宏觀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