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國務院印發了社會各界關注已久的《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
業內專家認為，作為我國第3個國家級大氣污染治理行動計劃，《行動計劃》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更為突出，其各項措施統籌兼顧空氣質量改善與經濟高質量發展，比以往的治氣頂層設計要更顯細致而穩妥，是“目前為止我國大氣治污史上最切實可行措施的集大成者。”
《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即“大氣十條”作為 “一劑猛藥”，在2013—2017年間推動我國空氣質量取得顯著改善。
隨后，2018年發布的《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完成“大氣十條”接力，實施三年，PM2.5濃度和優良天數均提前超額完成“十三五”目標任務，此后，社會各界對中國如何持續深入打好藍天保衛戰充滿期待。
作為下一個國家級大氣污染治理行動計劃，《行動計劃》出臺耗時較長，但多位業內專家認為，此時出臺的時間節點及時且關鍵。
國家環境保護城市環境空氣顆粒物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主任、南開大學教授馮銀廠認為，《行動計劃》一個很突出的創新在于更加關注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關系，在高質量發展中尋找環境效益。
“換句話說，以前是就污染防治談污染防治，現在這種做法已經不適時了。治氣十年后，目前我們步入了一個特別關鍵也特別困難的時期。傳統治理方法的減排潛力在逐漸收窄，易做的工作完成得差不多了，現在需要處理難做的事。”
馮銀廠認為，目前進入到需要考慮“從發展中找環境效益”、探索污染防治和經濟發展協同實現雙贏的階段。
“《行動計劃》在這個階段出臺格外重要，它所釋放的信號是要從根子上、從發展路徑去思考大氣污染防治的未來方向，引領大家去努力攻堅，而并不單單聚焦于污染治理。”他說。
國家城市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研究中心研究員彭應登也同樣認為，《行動計劃》不以單純強調“治污”或改善某一污染物數值為主線，而是以空氣質量持續改善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行動計劃》穩中求進的基調非常明顯，應該說是比以往的任何時期的治氣頂層設計更加穩妥，更加兼顧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全局。”彭應登認為，雙碳戰略下的產業綠色低碳轉型成為我國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首要驅動性措施。從“大氣十條”到《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再到此次的《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加速綠色低碳轉型都成為推動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重要舉措。
華南理工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教授、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治理技術與裝備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葉代啟表示，當前，受世界經濟波動下行、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等因素影響，國內社會和經濟發展存在波動，這與我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深水區的時間階段重合，一些地區的職能部門與公眾陷入迷茫，對經濟與治氣兩手抓存在放松苗頭跡象。
“《行動計劃》是大氣污染防治的指導性、綱領性文件，亦在關鍵時刻印發，對當前及未來長期的治氣攻堅方向有重要影響，可以指導各地對社會宏觀形勢進行準確判斷，守好多年大氣治理得來不易的成果，推動空氣質量持續改進。”葉代啟說。
《行動計劃》目標指標中提出，到2025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濃度比2020年下降1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比率控制在1%以內；氮氧化物和VOCs排放總量比2020年分別下降10%以上。
葉代啟認為，2020年是一個非常好的基準線值。監測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空氣質量總體改善，地級及以上城市優良天數比率為87%，全國PM2.5濃度為33微克/立方米。“十三五”約束性指標均全面超額完成。他認為，這一基準線是一個相對高的要求，將會給各地治氣釋放出更多的動力。
馮銀廠提出，在目標指標中，《行動計劃》首次提出要大力推動氮氧化物和VOCs的協同減排，并明確排放總量限值，將二者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此前，《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主要聚焦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減排。
“目標的設定是特別重要的，這是將來考核的基準，提出什么目標，相應的污染減排就將被擺到重要位置。VOCs被重視這一調整實際上是為降低復合型的污染服務的，適應了我國發展的新形勢。”馮銀廠說。
隨著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更加深入，對區域傳輸機制的研究更加科學，《行動計劃》的重點區域范圍發生明顯變化。
山西省太原、陽泉、長治、晉城從《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調整至《行動計劃》的汾渭平原區域。河南省洛陽市、三門峽市則從汾渭平原區域調整至《行動計劃》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擴容明顯，新增加了河北省秦皇島、辛集、定州市；山東省棗莊、東營、濰坊、泰安、日照、臨沂；河南省平頂山、許昌、漯河、商丘、周口市及濟源市等。汾渭平原區域，韓城市此前為渭南市代管，此次《行動計劃》將其單獨作為新增區域予以明確。
記者注意到，此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2020-2021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中，已將辛集、定州、濟源、韓城等地劃在攻堅范圍內。
這也意味著，對那些以前不在重點區域目標覆蓋范圍、空氣治理不得力的城市而言，治氣不僅面臨更大壓力，其治污的標準將也在《行動計劃》的要求下進一步加嚴。
長三角地區進一步細化。目前，浙江省細化為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市；安徽省細化為合肥、蕪湖、蚌埠、淮南、馬鞍山、淮北、滁州、阜陽、宿州、六安、亳州市。此前，長三角地區為原本包含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等三省一市全部區域。
伴隨重點區域的變化，上述區域的目標指標也將參照最新要求——到2025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PM2.5濃度分別下降20%、15%，長三角地區PM2.5濃度總體達標，北京市控制在32微克/立方米以內。
《行動計劃》各項要求務實、精準、接地氣，成為多位業內專家對《行動方案》的一致感受。
“宏觀來看，《行動計劃》仍然延續了原來的工作方向，但是，精準程度完全不一樣。”馮銀廠舉例，《行動方案》中將“交通運輸結構”細化至“貨物的運輸結構”。“例如晉陜蒙新煤炭主產區中長距離運輸（運距500公里以上）的煤炭和焦炭中，鐵路運輸比例力爭達到90%等要求十分精準，因為那一部分的污染是運輸環節中最重的；再例如，過去的文件中也屢屢提到揚塵問題，但是《行動方案》細化提到推廣‘裝配式建筑’。揚塵和建筑施工關系很大，推廣裝配式建筑就不再需要來回翻騰那些建材，可以從根上解決建筑揚塵問題。”馮銀廠說。
葉代啟認為，《行動方案》從產業、能源、交通結構，污染物治理等多個維度層面提出了許多務實、具體的新要求，作為綱領性文件的操作性非常強。
他舉例，《行動方案》首次明確提出“空氣質量未達標的直轄市和設區的市編制實施大氣環境質量限期達標規劃”。同時，“完善區域大氣污染防治協作機制”部分也提出了“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空氣質量改善先行示范區”“對省界兩側20公里內的涉氣重點行業新建項目，以及對下風向空氣質量影響大的新建高架源項目，有關省份要開展環評一致性會商”等明確而具體的新要求。
馮銀廠表示：“《行動計劃》中提出很多措施都是‘接地氣’的措施，應該說既有頂層的設計，又有很具體的措施。這些措施是我們總結這十幾年來的實踐經驗和教訓，加之科學研究的支撐，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行動方案》更聚焦、更精準、更接近根本，它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在將來一定會得到進一步凸顯。”
彭應登評價，《行動計劃》集合了以往治氣頂層設計的經驗并進一步細化，集納了科學研究、職能管理、政策涉及等多部門的集體智慧，是“目前為止我國大氣治污史上最為切實可行措施的集大成者。”
“如今站在大氣污染治理比較艱難的時間節點上，后續的工作該如何去做，我相信在這份行動計劃里都能找到辦法和出路。”馮銀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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