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光伏行業，可以用“三多”來概括，會議多，政策多，跨界者逃離多。而且，跨界者的逃離正在與會議、政策賽跑。

這些跡象對光伏產業來說是利好，2025年，很可能成為一個臨界點，預示著光伏行業或迎來結構性調整的曙光。

先說會議多。多家媒體報道，8月19日，工信部將召開光伏企業專項座談會，據說晶澳、通威、日升、大全、陽光電源、天合、隆基、海泰、晶科等龍頭企業已收到通知，會議重點主要集中幾大主題：

一是建立產能預警機制，監控過剩風險），二是淘汰落后產能，清退低效跨界項目，三是推動國際產能協作，緩解出口下降，優化海外布局。

這距離工信部上次召集光伏主要企業開會才一個多月。如此密集召開座談會，還是很少見的。

7月3日，工信部黨組書記、部長李樂成主持召開第十五次制造業企業座談會，聚焦加快推動光伏產業高質量發展，聽取光伏行業企業及行業協會情況介紹和意見建議。

會上，14家光伏行業企業及光伏行業協會負責人作交流發言，會議強調綜合治理低價無序競爭，推動落后產能有序退出，參與人士建議限產。

會上，還要求企業上報成本價，明確若低于成本價銷售將面臨重罰，釋放“動真格”信號。

顯然，8月19日的會議將延續這一基調。

這也跟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一脈相承。該會議把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作為2025年的重點工作之一。

除了這些定調和部署會議之外，中國光伏行業協會也不斷召集光伏企業開會，出臺約束組件成本“參考價”，引導企業簽署自愿控產自律公約，國內頭部光伏玻璃企業宣布自7月起集體減產30%。

除了會議，有關部門還密集出臺實質性政策和法規。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寫入“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

7月，國家發改委和市場監管總局聯合發布《價格法修正草案》，細化不正當價格行為認定標準，強化執法威懾。

10月15日即將實施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案明確禁止“低于成本價銷售”，《價格法》新增“低價傾銷監管”條款，從制度上遏制惡性價格戰。

8月，工業和信息化部辦公廳印發《2025年度多晶硅行業專項節能監察任務清單的通知》，對41家多晶硅企業開展節能監察。并要求9月30日前完成整改，單位電耗超60kwh/kg的產能面臨強制關停。

接下來，還可能修訂并嚴格執行《光伏制造行業規范條件（2024年版）》，在能耗、環保、轉換效率、智能制造水平等方面將設立更高的準入門檻。對于無法達標的落后產能，特別是那些技術水平低、長期停產的跨界項目，可能會通過取消補貼資格、實施懲罰性電價、環保督察等行政手段，加速其市場出清。

這一系列指導機制和政策法規的落地，意味著一場由頂層設計驅動的光伏產業結構性調整即將拉開帷幕。其目的并非扼殺市場競爭，而是要將競爭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即技術創新、質量提升和成本優化的良性競爭，而非同歸于盡的價格戰。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執行秘書長劉譯陽表示：（反內卷）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道出了國家某種決心。

說完這些大背景，我們可以再來分析最近光伏行業的自發性洗牌。這場洗牌從跨界企業的大規模撤離開始。

光伏行業洗牌，先是從產能過剩和價格戰開始。

2025年上半年，國內光伏組件的平均產能利用率已跌破58%的警戒線 ，部分頭部企業的產能利用率甚至不足50% ，行業陷入了普遍性的生產越多、虧損越多的怪圈。

產能過剩導致價格戰的慘烈程度超乎想象。多晶硅價格從300元/公斤暴跌至50元/公斤、組件價格腰斬至0.7元/W， 組件價格已從“白菜價”跌至“貼錢送”，嚴重侵蝕了全產業鏈的利潤。

曾經高歌猛進的出口業務也遭遇了瓶頸。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我國光伏產品出口額出現了近年罕見的同比下降。這背后既有海外市場貿易壁壘加劇的因素，也反映出全球需求增速放緩與國內低價競爭模式不可持續的深層矛盾。

跨界企業由于缺乏技術積累和資金耐力，成為首批受害者。

根據不完全統計，自2022年以來，至少有108家上市公司宣布跨界進入光伏領域，但到2025年，已有超過20家公司宣告失敗，陷入退市、破產或項目終止的泥潭。

其中，2025年上半年就有超8家企業選擇退場，超30GW項目叫停。這場聲勢浩大的跨界運動，最終演變成了一場集體性的“光伏劫”。 

許多跨界者錯誤地將光伏制造等同于普通的加工組裝，認為只要有資本、有廠房就能分一杯羹。

它們忽視了光伏產業本質上的高科技屬性。從高純晶硅提煉到電池片轉換效率的毫厘之爭，每一個環節都凝聚著深厚的技術和持續的研發投入。跨界企業普遍缺乏技術基因和人才儲備，無法跟上龍頭企業以“年”甚至“季”為單位的技術迭代速度，其產品在效率和成本上毫無競爭力，最終被市場無情淘汰。

具體來看，撤離主要原因是多維的。

經濟因素是首要驅動力。跨界企業往往低估光伏的重資產屬性，項目投資動輒數十億，但回報周期長、風險高。例如，棒杰股份80億光伏項目留下11億債務窟窿，沐邦高科巨虧12億瀕臨退市。這些企業賬面現金有限（如棒杰僅5.7億），卻面臨短期借款高達9.67億的壓力，重資產折舊恐怖：停產期間，設備折舊和廠房租金就吞噬1.8億利潤。

其次，技術門檻是致命弱點。光伏技術迭代迅猛，N型TOPCon電池量產效率達25.6%，鈣鈦礦疊層突破31%，而跨界者押注的PERC產線效率不足20%，投產即落后。缺乏研發基因的公司，連“追尾燈”都吃力。

政策與市場風險進一步加劇撤離潮。早期地方政府慷慨補貼（如某環保企業獲25億代建資金+19.3億補貼），但隨著土地新政出臺，占用農田的項目被叫停，河北、湖北超30GW項目爛尾。

還有一些地方政府補貼減少、并網限制。甘肅、內蒙古427個縣限制光伏接入，山東強制分布式項目“自發自用”，電費收益驟降30%。

對比龍頭企業，跨界者的脆弱性顯而易見。龍頭如通威、晶澳雖預虧（通威49億、TCL中環45億），但策略是“死扛到底”，跨界者卻沒有“熬”的資格。

從撤離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終止項目/注銷公司：棒杰股份直接終止80億光伏項目，賠款1500萬騰退廠房；華東重機終止亳州10GW項目，注銷子公司，欠債11.3億進入重整；百川暢銀4GW異質結項目土地收回，補償2892萬。

二是股權轉讓/剝離業務：振華重工轉讓中交光伏股權，獲3438萬聚焦主業；麥迪科技出售光伏資產，實現扭虧為盈；ST綠康0元轉讓光伏膠膜子公司；寧波富達重大資產重組告吹；皇氏集團轉讓安徽綠能控制權。

三是其他特殊案例：如沐邦高科，是因為硅片質量問題、關聯交易瞞報，涉嫌“割韭菜”，股價操縱疑云，遭上交所譴責，已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光伏跨界者的撤離表面看是經濟下行和市場競爭的結果，深層原因則在于其對光伏產業復雜性的系統性低估，是光伏內卷的必然結果。

跨界者缺乏對產業周期的深刻理解和風險抵御能力，一旦政策紅利退坡、市場需求不及預期，便會立刻陷入絕境。有些光伏跨界者甚至帶著“撈一票就走”的投機心態進入，而非深思熟慮的戰略布局。最終選擇斷臂求生，黯然離場也就不奇怪。

我們期待，隨著落后產能的退出和市場秩序的規范，光伏產業鏈上下游的惡性博弈將得到緩解。企業將更加注重長期合作與協同創新，利潤分配將趨于合理，整個產業生態將從“叢林法則”走向“合作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