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7日，一則公告在全球電池行業內引發高度關注。

中國回收巨頭格林美宣布，與美國技術創新企業Ascend Elements（AE）簽署諒解備忘錄，雙方將聯手開拓歐洲動力鋰電池回收市場。

這并非一次常規的海外業務拓展。在一個地緣政治日益復雜的時代，這起中美企業的深度結盟顯得尤為突出，它不僅是一個商業決策，更是對一個正由法規強力重塑的未來市場的精準回應。

進入歐洲為何重要？

要理解這盤棋的精妙之處，必須先看懂其背后的棋盤——由歐盟親手繪制的、極具雄心的電池循環經濟藍圖。

這份藍圖的核心是于2023年8月生效、并將從2024年2月起逐步強制執行的新《電池法》。

該法規通過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強制性指標，在歐洲大陸上創造了一個受保護的、以可持續性為核心競爭力的高價值市場。

該法規的威力在于其環環相扣的細節。

首先，它設定了激進的電池回收目標，要求到2030年便攜式電池的回收率達到73%，到2031年輕型交通工具電池回收率達到61%，而電動汽車電池生產商則被賦予了事實上的100%回收責任。

其次，它對材料回收效率劃定了明確底線，要求到2027年12月31日，鈷、鎳、銅的回收率不低于90%，鋰的回收率不低于50%；這些目標將在2031年12月31日進一步提高至95%（鈷、鎳、銅）和極具挑戰性的80%（鋰）。

最具顛覆性的是強制性的再生材料含量要求。從2028年8月18日起，新投放市場的電動汽車電池必須含有最低16%的再生鈷、6%的再生鋰和6%的再生鎳。這些門檻將在2036年大幅提升。

這一條款史無前例地從法律層面創造了對高品質再生材料的巨大而穩定的需求。

最后，從2027年2月起，容量大于2千瓦時的電池必須配備“數字電池護照”，記錄其從材料來源到碳足跡的全生命周期信息。

歐盟激進的法規背后，是深刻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焦慮。歐洲目前僅生產其所需電池關鍵原材料的1%，面臨巨大的資源缺口，預計到2030年，僅鋰的需求就將達到每年55萬噸。

這種對外部供應，尤其是對中國的嚴重依賴，被視為一個重大的戰略脆弱點。

為了擺脫這種困境，歐盟制定了宏大的電池產業自給自足目標，計劃到2030年實現89-90%的自主供應。

《關鍵原材料法案》（CRMA）作為配套政策，明確要求到2030年，歐盟戰略原材料年消費量的至少15%必須來自回收。

然而，現實挑戰嚴峻。受此前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的產業補貼吸引，歐洲在全球鋰電池投資中的份額從2021年的41%驟降至2022年的僅2%。也使得通過價值鏈的其他環節（如回收）建立競爭優勢變得更為緊迫。

在此背景下，歐洲的戰略邏輯變得清晰：既然在本土進行初級采礦面臨政治阻力大、審批周期長、資源稟賦有限等多重障礙，那么最可行、最迅速實現資源安全的路徑，就是將已經流入歐洲市場的海量產品中蘊含的關鍵礦物視為一座巨大的“城市礦山”。

因此在過去幾年，電池回收在歐洲的語境下，已從一個單純的廢物管理問題，升格為保障其工業未來的核心資源戰略。歐盟的法規正是為了構建并保護這個“本土礦業”的法律和經濟框架，將環境責任轉化為戰略資源供應的解決方案。

上述系列“組合拳”，實質上強制要求高附加值的回收和材料再制造環節必須在歐洲本土完成，這為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創造了歷史性機遇。

這恰恰是格林美-AE聯盟所瞄準的靶心。這次合作是一次典型的“技術換規模，規模換市場”的戰略綁定。

作為中國回收行業的領軍者，格林美擁有無可比擬的規模化生產能力和成本控制經驗。但要敲開歐洲的大門，它需要一個關鍵的“通行證”——一個在可持續性指標上完全符合甚至超越歐盟標準的技術伙伴。

而總部位于美國的Ascend Elements恰好擁有這張“通行證”。其引以為傲的Hydro-to-Cathode?專利技術，是一種顛覆性的直接前驅體合成工藝。

它并非將黑粉中的金屬一一提取再混合，而是直接“去除雜質”，在溶液中直接共沉淀生成正極前驅體。

這項技術的優勢具體而明確：AE公司宣稱其成本可降低高達50%，一項獨立的生命周期評估證實其碳排放比傳統工藝低49%，且有潛力實現近90%的減排。

更為關鍵的是，它實現了從“回收”到“升級回收”的跨越，研究表明其再生材料制造的電池，循環壽命可延長50%以上，功率性能提升88%。

對于AE而言，這項技術要從實驗室走向大規模工業化生產，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和執行風險。

格林美的加入，則為其提供了將技術轉化為巨大產能的工業引擎與資本支持。正如AE首席執行官所言，與格林美的合作，憑借其“大規模生產的專業知識，降低了我們在歐洲雄心勃勃的戰略風險”。

合作備忘錄中另一個極具戰略遠見的細節，是雙方將探索的“歐洲-印尼-歐洲”跨國循環模式。

格林美已在印尼布局了目標年產15萬金屬噸的鎳資源基地。這一布局為聯盟提供了應對歐洲市場短期內回收原料不足的戰略性對沖。

Wood Mackenzie普遍認為，原料短缺將是歐洲回收企業未來5-10年的最大挑戰。

在歐洲電動汽車大規模報廢潮到來之前，聯盟可以利用印尼的低成本原生材料，與歐洲回收的材料進行混合，既能滿足主機廠對材料數量的需求，又能精準達到歐盟的再生材料最低比例。

這種“城市礦山+原生礦山”的雙重資源保障，賦予了聯盟超越純本土競爭對手的供應鏈韌性。

格林美-AE聯盟以“敏捷技術聯盟”的姿態，切入了專業技術商（如計劃擴產至15萬噸的Umicore）和生態系統主導者（寧德時代等電池廠）構成的歐洲戰場。

其成敗將取決于技術在工業化規模上的執行能力、能否鎖定歐洲寶貴的電池廢料資源，以及如何在地緣政治的復雜環境中維持其跨國合作的穩定性。

此案例不僅標志著全球電池回收產業進入一個新的合縱連橫階段，也預示著未來的競爭將是技術、規模、供應鏈和法規應對能力的全面較量。

鋰電回收協同出海已成趨勢

一場圍繞廢舊電池的全球資源爭奪戰已經打響，而主戰場已悄然轉向歐洲。2024年以來，一股強勁的回收出海浪潮從中國涌現。

華友鈷業、中偉股份、寧德時代等一批中國電池回收產業鏈的領軍企業，密集宣布了在歐洲的投資與合作計劃。

這并非孤立的商業決策，而是一次由歐洲市場空前的法規引力、中國國內成熟的產業推力以及復雜地緣政治格局共同催生的戰略總動員。

這股出海潮的背后，是三股力量的交織。

首先，歐盟新《電池法》以其強制性的再生材料含量要求，實質上在歐洲大陸創造了一個受保護的、高度本地化的再生材料市場。

其次，中國的退役動力電池據預測將在2025年達到104萬噸，2030年更將激增至350萬噸，巨大的本土市場錘煉出一批具備全球競爭力的企業。

最后是地緣政治的“轉向力”，自美國《通脹削減法案》以來提出并不斷得到推行的嚴格的“受關注外國實體”（FEOC）規定，為中國企業進入北美設置了高墻，使歐洲成為出海的首選戰略要地。

面對歐洲市場劃定的新賽道，中國企業根據自身在產業鏈中的不同定位，采取了差異化的戰略路徑，一幅清晰的產業圖景正在展開。

作為上游材料巨頭，華友鈷業正致力于打造全球閉環。其在歐洲的策略是廣結聯盟，與德國初創公司Tozero合作處理廢料，與法國環境巨頭蘇伊士共同探索電池處理機會，并利用香港GEM Sky在歐洲現有的31個回收服務中心進行前端收集。

與此同時，公司斥資15億歐元在匈牙利建設大型正極材料工廠，意圖將回收的再生材料直接用于自身下游生產，完成垂直整合。

作為全球領先的電池制造商，寧德時代的回收布局是其核心制造業務的必然延伸。通過其子公司邦普循環，寧德時代正積極考慮在其位于匈牙利德布勒森的超級工廠附近設立回收設施。

此舉主要目的在于處理自身工廠產生的生產廢料，并為寶馬、奔馳等核心客戶提供一站式的本土化解決方案。

對于中偉股份這類全球領先的正極材料前驅體生產商而言，出海的核心訴求是保障原料供應。公司通過與德國revomet公司（CRONIMET集團子公司）成立合資企業，收購了后者位于比特費爾德（Bitterfeld）工廠25%的股份。

該工廠年處理能力為2.8萬噸，將回收的鎳、鈷、鋰等金屬直接鎖定為中偉股份上游原料的穩定來源。

其他電池制造商的邏輯也一脈相承。億緯鋰能在匈牙利為寶馬配套建廠，國軒高科則與斯洛伐克企業InoBat成立合資公司，在德國與斯洛伐克建廠，其回收業務的布局都將是其制造投資的必然延伸。

中國企業的集體涌入，無疑將加劇歐洲市場的競爭，但也面臨著共同的挑戰。

首先，歐洲超級工廠在建設初期產生的大量、高純度的生產廢料，將是2030年之前所有回收企業爭奪的焦點，一場激烈的“原料爭奪戰”已不可避免。

其次，全球電動汽車市場正加速轉向成本更低的磷酸鐵鋰電池，由于缺乏高價值的鈷和鎳，其回收的經濟性成為一道世界性難題。

最后，從操作自動化設備的技工到精通濕法冶金的化學工程師，歐洲正面臨嚴重的技術人才短缺。

放眼未來，新的前沿正在浮現。到2033年，全球第二生命電池市場規模有望達到190億美元，而尚處于較低技術成熟度的“直接回收”技術則可能在未來顛覆現有格局。

當前在歐洲上演的這場產能競賽，不僅關乎企業的商業版圖，更是一場構建未來全球綠色工業供應鏈的真實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