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郭曉潔 廣州報道

10月28日，在國際金融論壇（IFF）20周年全球年會“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法則與激勵機制”平行會議上，國際金融論壇聯合主席、央行前行長周小川表示，鑒于IFF對氣候變化高度重視，其特地調整了參會環節，并非常贊成對全球氣候變化要有高度緊迫感的觀點。周小川認為，全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而在這個階段強調法規和強調激勵機制是更重要的；中國要繼續積極地參加全球關于規則方面的討論，在制定規則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積極性有所停滯

周小川提到了他關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三點觀察。

首先，周小川認為，在最近兩年，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特別是碳減排方面出現了一些反彈，或者說積極性有所停滯。正是面對這個問題，特別是從國際上來講，有利于我們未來的行動和取得共識。

其次，目前國際上已經有多個自愿性的聯盟，有好幾千家大型企業都已經做了減排的承諾，特別是在《巴黎協定》和COP26以后。

“但是最近兩年，作出承諾企業的數量基本上不怎么再增長，保持在幾千家的水平上，甚至還有一些大的企業和大的金融機構說我做不到了，我要退出聯盟，這是值得警惕的。當然全球也非常關注所謂的‘漂綠’的行為，有一些企業承諾做得不錯，但是有不少‘漂綠’的動作。”周小川說。

第三點觀察是，公眾和居民并不像想象中那樣，都有非常高的認識和覺悟，公眾有的人對氣變這件事堅信不疑，也有的人不置可否，了解并不深。

周小川說，“即便是對堅定支持應對氣變的人來講，也分三種情況，一種就是說為了應對氣變，是甘愿要承擔成本，也就是要付出代價；還有一部分人是中性的，應對氣變是應該的，但是否應該由我們來承擔成本，這不置可否；第三種是應對氣變可以，但是不能讓我付出代價，而且這東西它對政治上也會有影響，誰應該付出成本？應該由富國、富人承擔成本，同時應該讓他們出錢來幫助窮人實現減碳。”

值得關注的是，周小川表示，2023年全球氣候變化出現一些突出的氣候事件，按理說應該大幅度地增加大家對應對氣變的共識。“但是總體來講，我們看到這種響應并不充分，可能和當前全球有很多熱點問題也有關系。同時原本計劃看到各國限制煤炭、煤電，以及限制油氣開發等措施和現在的實際行動還是有明顯的一些差距。”周小川說。

中國要在制定規則中發揮更大作用

周小川表示，在《巴黎協定》和COP26之后，很多人以為全球已經進入了向零碳賽跑的過程。但是看起來情況并不是這樣，參加賽跑的人好像停滯了，好像并沒有進一步的明顯的在擴大，同時還有很多負面的聲音。

因此，在談到規則和激勵的重要性時，周小川表示，在鼓勵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的基礎之上，自覺采取行動的基礎之上，還是要有更明確的規則和激勵機制。

具體到中國，周小川認為，中國的氣候變化和減碳的一些發展也說明了法規和激勵機制的重要性。

周小川提出了中國在氣候變化減碳發展的四大強項，分別是風電、光電，電動汽車和儲能。

“我個人覺得，價格機制這里頭既包括成本控制和補貼，以及其他的含有價格含量的這些結構性政策都幫了不少忙，也就是說過去曾經對風電、光電、電動汽車所做的一些財務上的支持，也包括結構性政策，包括對風電、光電的優先上網，同時加強了基礎設施，使得它容納風電和光電，能調度儲能設備的積極性空間比較大，這樣就激勵了風電、光電、電動汽車、儲能順利地向前發展。”

同時，周小川也提出，在上述領域中，也有激勵機制不充分的例子。

因此，通過觀察中國這幾個強項，周小川認為，無論從正面和反面都說明了激勵機制非常重要。

周小川也認為，中國還需在兩個方面進一步努力，一是整個中國的GDP能耗強度還是相當高的，另一方面是居民響應還是不夠。“在中國的耗電結構里頭，居民用電比例很低，大概也就是15%—20%的樣子，主要都是在工業。但是我們要看到其實工業好多東西又間接地轉換成消費品、轉換成住房等等。因此實際上和全球也有點相近的地方，還是有對公眾產生影響。”周小川說。

最后，周小川強調，中國也要繼續積極地參加全球關于規則方面的討論，在制定規則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也要更大程度地運用激勵機制。同時，在法規和激勵機制的發展方面需要全球協調，其中中美之間的協調非常重要，因為中美是兩個碳排放的大國，應該減少不信任來增強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