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氣候治理進入關鍵階段之際，第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目光聚焦在如何落實《巴黎協定》及過去各屆大會形成的關鍵共識上。在地緣政治緊張、資金承諾遲滯、減排力度不足等多重挑戰下，各國如何推進綠色轉型？

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王毅在從會場接受《聯合國新聞》記者專訪時，系統分析了當前全球氣候行動的進展與不足。闡述了他對中國在氣候資金、國家自主貢獻、綠色貿易、碳市場建設、能源轉型等議題上的立場與實踐的理解，并對水泥等重點行業的減排路徑作了進一步解讀。

王毅強調，在氣候行動中保持多邊主義及低碳發展勢頭至關重要，中國將在自身綠色轉型的基礎上，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推動實現全球氣候目標。

問：這屆氣候變化大會是一屆關于執行的大會，執行以往大會上的承諾和目標。您能給我們講一下，具體有待執行的都有哪些承諾和目標？這屆大會又能夠如何推動執行？

 王毅：今年的大會與以往不同，談判日程沒有加入更多新議題，因此更重要的是推動既有的《巴黎協定》及其后各屆大會形成的共識，比如巴庫氣候團結契約、阿聯酋共識等，這些國際協議制定不少承諾目標，包括今年各締約方要提出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國家自主貢獻也是《巴黎協定》規定的基本制度，它是自上而下、由每個國家根據自身情況提出的承諾目標。然后經過落實這些目標，再通過五年一個周期的全球盤點，來看我們的努力與《巴黎協定》規定的全球目標之間有多大差距（巴黎協定的目標是把升溫控制在低于工業化前水平的2°C之內，努力限制在1.5°C之內），并根據盤點結果，重新更新各自的目標。所以，更新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并有效實施，就是執行的重要方面。

此外，近幾年氣候變化大會形成的一些協議，比如去年第29屆會議達成的新氣候融資集體量化目標，即到2035年，發達國家承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至少3000億美元和共同動員1.3萬億美元資金用于應對氣候變化。如何實現，就需要更清晰的實施路線圖。

王毅：再比如，第28屆會議提出的轉型擺脫化石能源、能效增加兩倍、可再生能源裝機提至三倍等目標，都需要落實。此外，今年正在討論的全球適應目標，以及《巴黎協定》第六條，也就是碳市場機制，也都需要落實。

尤其是在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地緣政治緊張、泛安全化和單邊貿易措施增多的背景下，我們希望維護多邊主義，保持《巴黎協定》框架下的全球氣候行動勢頭，努力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

當然也存在一些積極因素，一方面是形成了全球綠色轉型發展的態勢；另一方面，中國的綠色轉型實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確定性信號，為推動可再生能源成本降低，推動能源轉型和清潔能源的規?；l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也在努力落實自身的全面綠色轉型目標，并保障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的實現。這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把氣候行動納入法治軌道，正在編纂的生態環境法典就包括綠色低碳發展篇及相關制度規范，同時中國新的“十五五“規劃即將由全國人大通過并具有法律效力。

二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和“美麗中國”建設，全方位推進系統的轉型，特別是建立新型能源體系。

三是實施碳排放總量和碳強度的雙控制度，也就是未來五年要過渡到碳排放總量控制，并通過完善碳市場建設，更好地推進目標實現。

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到2035年實現全經濟范圍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并力爭做得更好。

問：在全球氣候資金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什么？中國是否會向國際氣候基金出資？還是繼續作為發展中國家接受援助？

王毅：這一點非常明確：所有行動，包括出資，都必須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的規定。由于中國不屬于公約所列附件一國家，因此沒有強制性的出資義務。

《巴黎協定》第九條很清楚：第9.1條規定了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當提供資金的義務；第9.2條鼓勵其他締約方即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締約方自愿提供資金支持。中國愿意按照規則行事，通過南南合作等方式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應對氣候行動和分享自己的經驗。

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雖然人均收入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但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身份并未改變，仍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因此有權利享受相關資金支持，是否接受資金則是另一回事。

問：今年到目前為止有80多個國家提交了最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根據這些承諾的力度和趨勢，全球升溫可能最終會超過2.3℃，甚至達到2.5℃。那么您能給我們分析一下，根據現在的行動力度，還能不能夠實現《巴黎協定》的目標？

王毅：總體來講，《巴黎協定》的執行仍然在軌道上，只不過力度不夠而已。

如果沒有《巴黎協定》，原來預測全球升溫可能達到4℃甚至5℃。由于各國努力，現在可能控制在2.3℃到2.5℃之間。這說明過去還是取得了成績，只不過力度不夠。因此還是希望各締約方增加力度，其中發達國家締約方應該帶頭做得更多，比如如果全球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話，發達國家必須在這之前提前實現凈零排放。

因此，首先我國希望發達國家優先提高力度。只有發達國家大幅度優先減排，才可能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留出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排放空間。按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要達到1.5℃目標，2019年有50%的概率，全球還剩約5000億噸的排放空間。當年排放量是590億噸，現在大概只剩下2000億噸的排放空間，所以未來十年，全球平均溫升很有可能會超過1.5℃。

當然，這是研究結果并非實際情況。雖然去年我們說超過了1.5℃，但氣候變化不是以一年為基準，而是以20年或30年的平均升溫值來計算。因此，只要加強力度，并非沒有可能實現1.5℃的目標。關鍵看各國的努力，特別是發達國家要優先減排。如果說現在宣布2050年實現全球碳中和，我們希望發達國家在2045年甚至2040年就能實現碳中和，這樣才能給其他發展中國家留下更大的排放空間。

同時，發展中國家的任務首先是可持續發展，無論經濟增長還是能源消費都有很大的增長空間，碳減排和綠色轉型只是他們的目標之一。你不能讓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些比較落后的國家現在就大幅度減排，其中有的國家連基本能源都無法滿足，甚至做飯都難以保障，也不能馬上用得起可再生能源，要求其能源轉型是不公平的。1.5℃是全球目標，需要大家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以及各自能力的原則一起努力。

問：在這次大會上，中國呼吁消除阻礙綠色轉型的貿易壁壘，推動綠色技術和綠色產品的自由流動。在當前國際貿易體系中，存在著哪些壁壘呢？能給我們分析一下嗎？

王毅：中國一直呼吁取消保護主義、單邊措施和綠色貿易壁壘，這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單邊措施。一些發達國家采取關稅和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妨礙綠色產品的自由流動。

當然，在WTO框架下，目前沒有達成針對綠色或低碳產品與服務的有關協議。并沒有為綠色產品提供便利化的制度安排。

中國呼吁首先要消除這些單邊措施，保護主義、貿易壁壘和非關稅壁壘限制和阻礙了綠色產品、綠色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和可持續供應鏈的構建，當然也包括影響綠色投資。我想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綠色投資貿易投體系，使得所有締約方能共享綠色比較優勢帶來的紅利，降低全球綠色轉型及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成本。

不過，第29屆及本次氣候變化大會都沒有把這些議題納入正式議程，只是通過主席國咨詢做出報告或陳述，但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問：綠色技術和綠色產品指的是什么？

王毅 ：這就是難點所在——我們現在很難統一定義綠色技術、產品和服務。因為綠色產品和技術種類繁雜，且各種技術產品之間是比較級而非最高級，它們都有提高水平的空間，一般是采取目錄的形式，并不斷更新，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或定義。當然，減排技術是最典型的綠色技術和產品，比如節能冰箱、綠色建筑、新能源汽車等都可以算作綠色產品和服務的范疇。

因此，未來綠色技術產品的生產消費，需要采取分級分類、不斷提升的階梯路徑，逐步提高標準和服務，以使發展中國家可以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持久。

不過，中國過去多年的努力正在讓可再生能源技術和產品大幅降價，使許多發展中國家能夠使用更廉價的綠色產品和技術，比如太陽能光伏、風能、動力電池等技術產品。

 問：中國在科技方面的發展使得很多綠色產品的價格都降下來了。但是也有人認為，在太陽能光伏、電池和關鍵礦產供應鏈方面，國際市場現在過度依賴中國。您怎么看？

王毅 ：我覺得要從兩個方面來看。按照過去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就是比較優勢原則。如果你的產品具有環境優化、成本較低、質量較好的比較優勢，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有擴大流通和消費的可能。但是由于地緣政治原因，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成為“新常態”，加上就業、競爭力、風險的考量，以安全為由，單邊措施、貿易壁壘應運而生，造成綠色貿易和綠色供應鏈的巨大障礙，進而影響綠色產品的加速和規模化應用。

當然，一些國家的安全風險擔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這些問題不通過溝通、對話、談判予以解決，將嚴重放緩低碳技術產品的推廣，提高全球綠色轉型成本。

要實現《巴黎協定》目標，最重要的是綠色技術產品應用加快速度、擴大規?！，F在的這些措施恰恰與盡快實現1.5°C或2°C的目標背道而馳。

當然，這些問題可能不一定都能在這次大會上解決，還需要更多雙邊和多邊協商，才有可能推動這些問題的解決，促進改革創新，創造更多更廉價、更優質的綠色低碳產品，推動綠色低碳轉型與可持續供應鏈建設。

問：這次大會關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適應。各個國家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去適應氣候變化這個現實。您能給我們舉一些具體例子，適應到底意味著什么？

 王毅：適應主要是指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而采取的措施和策略，防止和減少因升溫、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等所造成的風險和損失，比如極端降雨、熱浪、海平面上升等造成的人員和財產損失，特別是對脆弱群體的影響。具體措施方式很多。比如當溫度升高或極端降雨來臨，一個家庭需要有室內制冷、通風、植物降溫等措施，；城市可以提高排澇能力，建設智能韌性的基礎設施。

同時我們希望提高生態系統的服務能力以增強適應性和韌性。假設升溫達到1.5°C或2°C，我們也必須主動適應，不斷降低脆弱性。比如海平面上升會影響小島國或沿海地區，就要保護沿海紅樹林等生態系統和重要濕地，減緩海平面升高的影響，并采取防災減災措施，增加防災基礎設施和提高建筑標準，促進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和韌性，開展適應型城市建設來應對氣候變化。

問：大會還有一項任務是制定氣候適應指標全球框架。為什么我們需要這樣的指標體系？它涵蓋哪些內容？

 王毅：全球適應目標還在談判中，因為涉及很多方面，不同國家自然地理條件、適應需求、認知水平都存在差異。

第一，需要界定哪些指標屬于氣候變化適應范圍，比如適應風險、極端天氣事件造成的損失、不同人群的脆弱性等。

第二，這些指標如何計算、如何量化、如何比較？需要建立監測和監管體系。

第三，要提高適應能力就需要更多資金支持，沒有資金支撐，再多指標也沒有意義。

中國已經提出了建設氣候適應型社會的承諾，制定了《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明確了工作要點和任務安排。我們希望把適應工作主流化，引入各類城鄉建設、土地利用規劃，也納入現有的五年規劃，不斷提升全社會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問：在中國現在碳市場形成了嗎？它是如何運作的，又如何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系統銜接？

王毅：首先，在目前的條件下，構建一個統一的全球性碳市場存在很大困難。原因很簡單：不同國家的情況不一樣，基本制度、數據基礎、管理能力存在很多差異，現在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碳價格。比如說，歐盟的碳價格非常高，發展中國家很難接受這么高的價格，這會影響其經濟發展。當然，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應該學習歐盟碳市場建設的經驗。

因此，各個地區要先建立好自己碳市場。中國最初是圍繞電力行業建立碳市場，今年又擴展到鋼鐵、水泥和鋁冶金等行業。目前，中國碳市場大約覆蓋全國排放總量的60%。

中國目前的碳市場是基于碳強度設計的，通過免費發放碳配額而不是碳總量來完成履約?？傮w而言，總量約束下的碳市場下面才會發出更好的價格信號。未來，當中國實現碳達峰以后，中國的碳市場制度會進行相應調整，以碳排放總量為基礎來構建碳市場。除了上面的強制性市場，中國也在建設自愿性碳市場，目前已經公布了六個方法學，為未來自愿交易奠定了基礎。

歐盟ETS（Emissions Trading System/排放交易體系）有它的發展路徑，經過三個階段已經比較成熟。其中一些經驗是可以共享的，比如碳核算、登記體系、交易規則、碳配額拍賣等制度。

大部分碳排放并不是直接測量出來的，而是通過統計核算得出的，未來碳市場建設對數據統計核算體系的要求非常高，這都需要能力建設和經驗借鑒，相互防止碳數據虛假和錯誤信息。未來則需要開展標準互認、碳價協調及相關補償制度等工作。

本次會議成立碳市場合規開放聯盟，中國也加入其中。這為今后各個碳市場間的溝通互認和交流互鑒開啟了新的平臺，為所謂的國際碳信用的認證認可體系的公平構建搭建了一個良好框架，但今后的運作還有待觀察。

問：剛才您提到中國在電力、水泥和鋁冶金這些行業建立了碳市場。水泥是繼水資源之后人類使用最多的材料，而且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碳排放。水泥行業的碳市場具體是如何運作的？

 王毅：水泥行業比較特殊。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來自生產工藝本身，而不是燃燒化石燃料。

水泥生產碳減排的基本路徑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降低需求，可以探討用其他材料替代水泥，而不是全部依賴石灰石。第二，提高能效，在整個生產和供應過程中，盡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三，燃料替代，用清潔能源替代煤炭或其他傳統能源。

目前，水泥行業減排在技術上選擇有限，難度大，價格高，包括考慮碳捕集技術，因此工藝創新和新材料研發仍然是關鍵。我們希望找到能夠替代現有工藝的材料，但目前還沒有理想的方案。在美國，大量用木材建設房屋，但這些材料需要占用土地，在中國的話大量替代水泥可能性不大，且生產成本高。鹽城濱海縣月亮灣沿海公路邊的風力渦輪機。

 問：在目前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下，您如何看待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角色？

王毅：談到中國的角色，還是要回到《公約》和《巴黎協定》。發達國家應該優先發揮積極和領導作用，做得更多。過去在《巴黎協定》的達成及之后若干年中，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通過雙邊協議推動多邊進程，比如中美合作、中歐合作，基礎四國等，為《巴黎協定》的達成及各屆COP會議的成功舉行奠定了基礎。

美國雖然在聯邦層面退出了，但在州層面還有24個州組成的“America Is All In”氣候行動聯盟，包括企業、大學和智庫都在參與。堅持次國家及多行為主體的合作也是今后的重要方向。當然，我們也希望未來某個時候，美國可以重新回到合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能源低碳轉型的大家庭里。

隨著美國的再次退出，我們必須堅持多邊主義和已經達成的國際規則，加強與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的合作，提高信心和互信，通過國際合作應對全球性的氣候變化挑戰，因為單靠某國無法應對。

我們需要新的合作關系，通過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南北南合作等方式，塑造新的集體和綜合領導力。同時，也應該探索改革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不斷提高效率和未來COP會議的模式。例如，過去大家更加關注的是雄心目標，而務實行動因多種原因與目標間存在巨大差異；而中國本次更新NDC，提出了“兼具雄心目標與務實行動，并力爭做得更好”的模式，或許可以成為未來COP會議考慮的基調。

由于中國在全球清潔能源發展領域的工作處于領先地位，因此，我們也希望中國在一些領域起到更多引領作用，包括國家自主貢獻的執行、推進綠色轉型、發展新能源等。

中國首先要做好自己，與各方分享在綠色技術、新能源發展以及全面綠色轉型中的經驗和成果，例如，構建新型能源體系和新型電力系統，中國不僅在供電端大規模發展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補，并且在輸電端改造現有集中式電網，發展分布式能源、儲能、綠氫、綠色甲醇等，在需求側發展電動汽車及需求側管理政策等，實現系統性能源轉型，以保證龐大電力體系的不斷增長、安全穩定與可持續。這在全球都沒有先例。

我們將通過持續創新實踐，不斷降低綠色技術和產品成本，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共同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爭取早日實現全球碳中和目標。